譬如帕金森痹证初期，风行肤腠，是为病所，此时病位比较表浅。所谓“风气胜者为行痹”，风性主动，善行而数变。临床上患者表现以震颤为主，具有特殊性的症状，有头目昏晕，肢体拘急，手脚震颤，动作缓慢，慌张步态等。治则以祛风止颤，缓急解痉为主。然而风多夹邪。如果风邪夹热，如面红升火，口舌生疮，大便干涩，性情急躁，舌红少苔，脉浮细数等，那就必须在缓解肌强直的药物中选择那些偏于寒凉的药物，如蝮蛇、钩藤、牛蒡子、蝉蜕、马齿苋、芦根等为主。但是如果风邪兼寒，如面色苍白，形寒肢冷，关节疼痛，唇舌淡紫，脉浮紧等，那就必须在缓解肌强直的药物中选择那些偏温性的药物，如轮环藤、海桐皮、制川乌、青风藤、八角枫根、石榴皮、石楠叶等。

帕金森痹证的病机往往是本虚而标实，标实主要体现在风、寒、湿邪闭阻经络气血，本虚主要表现在脏腑精气血的亏虚。因而在解决风寒湿痹，缓解肌强直的同时，还要结合患者脏腑虚实进行补偏救弊。但是这时的补虚不是单纯地为补而补，而是必须在保护多巴胺神经元，提高纹状体内多巴胺浓度的前提下进行补虚。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辨证论治，就是在强调中药药理前提下，结合患者表里、虚实和寒热的个性化治疗。强调了中药药理就不可忽视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诊断等一系列知识；结合了中医的八纲辨证也就体现了中医临床整个论治体系，这就是在医学理论层面的中医结合西医，这就是现代的新中医！

我深深地感到：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中医，一个中医、西医都纯熟的现代“双枪老太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坚持中医为本也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科学对生命的理解是有局限性的，在中医的领域中有许多生命现象还不能为现代科学所解释，有许多的中药疗效，还不能为现代的药理所解释，比如在治疗帕金森痹证的过程中，某些患者反应良好的药物，用在另一些患者身上却适得其反。那么，只要科学对中医领域还存在盲区，那么宏观的中医理论就有存在的必要。

二是在坚持中医为本的前提下，努力学习西医，西医作为结合的客体始终为我所用，借用西医的先进技术来丰富、完善中医。

我经常被我的学生们问及对于中医和西医的内容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问题，我往往会告诉他们我的亲身经历。

我曾经受邀去过瑞典，跟当地的西医会诊过一位脑昏迷患者。我记得跟我面对面的是一位女教授，一头银发，看上去典雅华贵，身后七八位随从，据说都是她的医疗团队，由副教授、讲师和她的研究生组成。从女教授说话的神态上，我读到了她对中医的疑虑。接下来发生的，与其说是会诊，其实像是考试，她当然是有备而来的。

她首先请我根据患者的CT片，分析一下这个患者的病情；第二我开的药方对患者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第三会出现什么药物反应，她们应该如何来配合我的用药。

在当时毫无准备的情形之下，我只能庆幸自己平时对西医的重视了。我当时分别根据影像学、中药药效学和护理学的一些知识，跟他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事后翻译告诉我，我的表现得到了他们一致的好评。

因此我告诉我的学生们，医院校对学生的培养要求是让他们走出校门后能够成为合格的高级中医师，那么要在临床上迅速地打开局面，就必须中医、西医两手都要硬。首先是中医的看家本领要过硬，在此基础上，对于西医的知识，尤其是西医的诊断技术，我们应该全面掌握。犹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中医结合西医需要尽可能多地掌握西医的知识，然而中医结合西医的关键不在于你的中西医学的知识占比，是各占50%，还是60%对40%，或者是40%对60%。关键还在于如何找到中医结合西医的关键点？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惑着我们。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打嘴仗，我们要明确西医的所有理论和方法最后都要归结到为用药服务的终极手段上，而通过用药获取疗效的根本保证就是它的药理。在这点上，其实是中医、西医都普遍遵循的共性。

在中国的古代，医生们用中药的功效来表达药物作用于人体的机理和结果，如益肾健脑，活血止痛，宣肺止咳，等等。这种对于中药功效的表述，是建立在无数次地正反两方面的尝试过程中慢慢地体会加以认识的，这在那时无疑是中医学的正确选择。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行，科学的进步，我们再用审慎的眼光打量我们沿用了千百年的中药的功效，我们越来越会感觉到再用这样的方法去认识和表述中药的功效是有欠缺的，是应该加以改进完善的。

我们还是拿帕金森痹证的治疗中药来举例。制首乌和五味子都可以增加脑内多巴胺的浓度，从而都可以用来缓解帕金森痹证的症状；两者的传统功效都有补肾的作用。肾主骨，生髓，通于脑。由此可见中医的肾与大脑可以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联系。因为并不是所有具有补肾功效的中药都对大脑有作用，都可以用来治疗帕金森痹证。因此所谓补肾，这一功效就显得有些宽泛，指向性比较差。而且即便同样具有补肾（提高脑内多巴胺浓度）功效的制首乌和五味子，它们在人体内达到药效的机制并不完全相同。

制首乌作用于人脑的单胺氧化酶(MAO)。人类的单胺氧化酶分成A、B两型，在纹状体内，单胺氧化酶-B的活性要远远超过单胺氧化酶-A。而且单胺氧化酶-B的活性随年龄增加而上升，至45～50岁后则急剧上升。单胺氧化酶-B活性增加，在脑内可以促使氧自由基的产生，导致多巴胺神经元损伤、凋亡，从而促使脑内多巴胺含量下降，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就能够促使帕金森痹证的形成。由此可见，抑制单胺氧化酶-B的活性就有利于帕金森痹证的治疗。

而且单胺氧化酶是脑内多巴胺的分解酶，抑制了它，就可以提高脑内多巴胺的浓度。

现在已发现上百个单胺氧化酶-B抑制剂，但均因严重毒副作用而不能用于临床。有人研究了一些中草药对单胺氧化酶-B活性的影响，发现首乌的作用为最强，这就有利于增加脑内多巴胺的含量，从而改善中枢多巴胺能神经的功能，缓解帕金森痹证的症状。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制首乌的补肾治疗帕金森痹证是通过抑制单胺氧化酶活性来实现的。

然而五味子提高脑内多巴胺浓度的机制却是完全两样的。我们用高效液相电化学检测器检测五味子醇甲对大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代谢产物的影响，腹腔注射五味子醇甲50mg/kg或mg/kg30min后，大脑纹状体内多巴胺及代谢产物二羟基苯乙酸（DOPAC）含量明显增加，下丘脑内多巴胺也明显增加，其他单胺类神经递质变化不明显。以上结果提示：脑内多巴胺浓度的增加，很可能是五味子醇甲的中枢抑制作用可以直接促进脑内多巴胺的产生和代谢来实现的。

由此看来，从帕金森痹证治疗的角度来说，在众多的具有补肾功效的中药当中，制首乌的补肾功效里应该注明抑制脑内单胺氧化酶-B；五味子的补肾功效里应该注明提高脑内多巴胺浓度。这样的中药功效表述才是与时俱进，超越古人的，这样的功效表述才是临床指导意义更强的！因为只有按照这样的表述去指导用药，才能针对性更强，才能体现获得疗效的必然。

然而有的人认为单味药的药理可以搞清楚，但是中药都是在复方状态下被使用的，谁能够知道复方状态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药效呢？

如此说来，自古以来我们所有的中药功效不都是单味的功效吗？古方之中中药与中药之间数不胜数的配伍组合也没有听说改变了某味药物的功效。通过长期的疗效感受获得的中药功效和现代通过实验所获得的中药药理至少是各有千秋，不能互相否定的吧？取得的药理成果就是要拿来用的，不能说要等到将来我们把复方的药理都搞清楚了我们才能来用。何况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在享受着单味药的药理成果的，我们的前人哪里会知道马兜铃、青木香、木防己、细辛等会有肾毒性，地榆、黄药子、苍耳子、千里光、川楝子等会有肝毒性呢？中药药理的临床运用不仅会丰富我们治疗的手段，还能进一步促进中药药理的研究进程，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中医的出路就是要尽量地减少中医经验主义的色彩，将中医学从必然王国带入自由王国，而奠定中医自由王国的基石就是中药的药理。因为治愈疾病的科学定律是唯一的，这就好比治疗帕金森痹证，不管如何辨证，证候分型如何全面，用药如何精审，但是最终获得确切疗效必须取决于能否保护好脑内多巴胺神经元，能否提高脑内多巴胺的浓度，从而能否使患者高肌张力下降而改善症状。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做不到这些，要想在你的手上获得满意的疗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之前中医治疗帕金森病的种种不足并不在于辨证分型上，最重要的不足还在于用药的“药证不符”上。至于对该病的基本矛盾认识有误，从而病名的认定偏差，其实并不是最失败的。

那么，中医结合西医的关键点最终是否可以归结到中药的药理上呢？说到中药的药理，总是让人感觉到某种压力，让人感到不敢启口。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不是把中药西化了吗？中药西化最终导致中医西化，这就是离经叛道，忤逆祖宗了，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其实中医学对于中药药理的重视绝不是简单地将西药药理进行简单地中医移植。在这个问题上，西药药理相对忽视人体的体质，而中药的药理，在重视药物作用于病灶并达到疗效的共性的同时，还要强调患者的寒热、虚实、四气五味、药物归经等个性的内容。例如，先前说到的制首乌和五味子，制首乌药性为平，因而可以适用任何体质的帕金森痹证患者；五味子药性偏温，那就比较适合阳虚寒盛体质的患者了。中药的药理结合中医体质理论恰恰是能够让中医学勇敢地崛起并永远屹立于医学之林的重要法宝。所以说强调中药药理并没有离经叛道，相反结合了人体体质理论的中药药理是中医生命之源，而整体性与辨证性是中药药理之魂。所以我们中医人应该勇敢地运用中药的药理！

综上所述，生命的探索永无止境，只要现代科学对中医学眼里的生命现象无法做出明确的破译，中医的理论就不可能被废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医学的生命是恒久难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医就可以裹足不前，中医学的生存需要助力，中医学的发展需要创新。这条生存和创新之路，就是中医结合西医之路。

毫无疑问，中医治疗帕金森痹证之路同样也需要中医结合西医，然而强调中医结合西医，绝不是要放弃自身优势，而是要实行拿来主义，在不断汲取西医丰富营养的同时来进一步强化自身优势。

以上内容节选自人民卫生出版社《帕金森病治疗心法》，作者鲍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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