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汕头地区的麻风康复村为博物馆收集物品，认识了李木森。他请我们吃了午饭，还送给我们一个卷烟机。

卷烟机设计得很巧妙，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他自己制作的。李木森特意为我们做了示范。他先将灰尘去掉，再找来一张画报纸，用米饭将纸的两端粘在卷烟机面板上，放入烟丝，再放一张卷烟纸，推进面板，卷烟纸卷满一周，烟卷就会自动落下，再裁切两头，一根香烟就制作完成。李木森说，那个年代，他用这台卷烟机挣了些小钱，每卷一盒香烟，可以得到几分钱收入。

李木森是西坑康复村的麻风病康复者，今年75岁。

他的名字里有五个木，装满“成材”的寓意。

木森在新加坡出生，长大，在新加坡读了小学，刚开始学习英文ABC，就跟着父母回到中国。

父亲在新加坡养猪，也加工腐皮，靠着勤奋，挣了些家业。

年，父亲听说祖国解放，开始分田地，就带着妻儿和老母亲，一家九口人举家回到老家揭西蛟龙村。那时李木森10岁。

几年后，李木森患上麻风病，送进了东坑麻风病村。七十年代，东、西坑两村合并，东坑一百多人，多为客家人，西坑两百多，主要是潮汕人。几十年过去，客家人只剩下李木森一人，潮汕人还有二十多。李木森有文化，比较清高，因此，他在村子里较孤独。

木森的父亲已经过世，家中还有95岁的老母亲和九兄妹。如今，五代同堂的大家庭常有团圆聚会，可是，大合影上从来不见木森，因为行动不便。

木森是个极爱清洁的老人，甚至称得上洁癖，但凡有一点渣滓落地，便不停用一个小扫帚扫干净。这么讲究的康复者，鲜见。

他也很注意仪容，听我们说，要送他回趟家，一大早就开始整装，白衬衣、黑裤子，大礼帽，又认真把外露的衬衣扎进皮带里。

他拿出7瓶食用油，擦净，准备送给母亲和兄妹们。又在附近的镇上买了一些苹果、葡萄。

一路上，先顺道看望几个兄妹。

因为时隔多年，木森已经找不到大妹的家，只好打电话，让妹妹出门接。

大妹家盖起小楼，一家老小其乐融融，几个孙女正在玩iPad。

大妹回国时才五六岁，当时家里困难，就没有读书，她对木森很照顾，像是姐姐。

他还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广州做排球运动员，后来跑到香港去做生意，现在全家人都在香港，母亲90大寿时，她带着家人从香港回来。大家族的合影就挂在大妹家的墙上。

在妹妹家里，他给妹妹看了手相。可惜，说得都是客家话，我们听不懂。后来问木森，他说，讲得都是财运和健康。临走时，妹妹拿了茶叶给他，又取出自己做的糯米酒，问他要不要。木森尝了一口，然后点头说，要。离开大妹妹家，继续前行几公里就到了灰寨村木森的九妹家。九妹家开了一间经营烟酒茶的店。木森说，妹夫以前承包工程，挣了钱，后来就回家做了。

离开九妹家，去看大哥。他今年77岁，年曾入伍当兵。他说，当兵期间有两次提干的机会，最后都泡汤了，因为是华侨，不能当官。在部队干了10年，后来又到了揭阳武装部。不久，蒋介石反攻大陆，他们这些复员的士兵被要求重返前线，回到部队后又干了半年，再回到家里。之后的几十年，他换过很多工作单位，有运输公司、商业局等，一直到退休。

他现在在老家盖了房子，又租了地，带着孙子，品茶聊天种地，过着很闲逸的生活。

木森母亲的在蛟龙村，这个村有多村民。文革时曾改名火炬村，后来又改回原名。村民说，蛟龙村出过不少大官，包括广西军区的副司令，还有国家海关总署领导等。

从新加坡回来后建的房子还在，几百年前的老祖屋也在，但已经坍塌。李木森提着油桶，走进母亲的家。

母亲躺在床上，见到儿子，就坐起来。木森远远坐着。我们几次说，你坐在床边跟母亲讲话呀。他说，不行，离近了、讲多了她会哭。

他问母亲，吃不吃葡萄？母亲说，不知道酸不酸？

他说，不酸，甜甜的。

翠屏随即拿起一个，剥了皮，放进她嘴里。

母亲从小银包里掏出两百元钱，折成几折，塞到木森手上。他不要，推来推去。他跟母亲说，本来我应该给你钱，现在你又给我钱，我们都不收就对了，正好打平。他又说，我现在每个月有几百元生活费，还有元残疾费。母亲问：“什么是残疾费？”他说：“哦，就是破相费。”

母亲知道他会看手相，伸出手让他看。他对母亲说，你的手纹都没有了，不好辨认。又仔细看过，勉强看出指纹，然后，说了一串客家话。

木森9兄妹全部健在。几年前，这一群70岁上下的老人就开始轮流照顾他们95岁的母亲，每人一个月。木森除外。

满足了回家心愿，木森很开心。

由此想到，因为长期以来对麻风病的误区，这个苦难群体曾受过许多不公正待遇，全社会理应给予更多关爱，尽可能补偿。除了物质，还应该给予精神上的援助。比如，送他们回家。

家，有时很近，有时很远；有时候，几小时车程要走几年、几十年，那是心的距离。木森回家了，还有更多的麻风病康复者没有条件回家，身居孤岛深山的他们有一个共同心声：我想回家。